理論研究

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合法性

時間:2016/10/10 10:37:06  作者:宋俊華  來源:《文化遺產》(廣州)2015年第2期  查看:285  評論:0

   非遺數字化保護是必要的嗎?是否具有合法性?

  大家知道,真正意義上的非遺保護運動,是從本世紀開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公布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2003年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是非遺保護運動開展的兩個重要標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及隨后公布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優秀實踐名冊”等,進一步強化了非遺保護運動的正當性、急迫性。

  對這場非遺保護運動,多數人持肯定態度,認為它符合了大多數國家、地區的人對非遺的認知,符合人類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這種肯定使這場非遺保護運動具有了正當性,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通過,則對這一運動賦予了合法性。

  所謂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合法性,有兩層內涵,一是指用數字化技術保護非遺符合非遺的自然規律,即合自然法則;二是指用數字化技術保護非遺符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合約精神,即合社會法則。概括地說,非遺數字化保護合法性是指用數字化技術保護非遺體現了非遺發展的自然與社會法則。

  首先,非遺數字化保護符合非遺自我創新發展的規律。

  非遺作為人類代際傳承的活的精神文化,其發生、傳承與發展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這樣界定非遺:“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各群體、團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界定,反映了當代人們對非遺的基本認知:非遺是一種被其所有者、傳承者與國際社會共同認可的、代際的、不斷創新的文化形式,自認與他認的結合、代際傳承、創新發展是非遺的本質特征,也是非遺發展的基本規律。

  非遺是創新發展的活的文化,這取決于三個方面要素的制約。一是就非遺內容而言,非遺是一種存在于人身的精神文化,是人類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人的生產過程中所包含的知識、技能、觀念等,它們因實踐及實踐的時空不同而不同。二是就非遺存在和傳承方式而言,非遺是以人身為載體,通過人的口述、身傳、心授等方式等表達和傳承的文化實踐,人的能動性、實踐的過程性,使非遺天然具有了“活態”、“創新”變化的特性。三是就非遺認定而言,非遺是自認與他認共同作用的結果,自認者與他認者在知識、經驗和觀念上的差異,都會影響非遺的發展。

  數字化技術作為一種新技術,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理論上講,這種技術只要能作用于制約非遺創新發展的三個要素中任何一個,都會對非遺自身創新發展產生影響。事實也是如此,非遺創新發展的三個制約要素,在歷史上是一直通過不斷吸收新技術、新觀念來豐富自己,發展非遺的。以粵劇這種非遺而言,在歷史上就曾不斷通過吸收新技術、新元素來完善自己的內容、存在和傳承方式、自我認定等制約要素的。從外江班到本地班、從官話到白話,從民間祭祀演劇到城市劇院演劇,從傳統戲服到膠片戲服、燈泡戲服,從舞臺粵劇到電影粵劇、電視粵劇、動漫粵劇等,粵劇的每一次大的發展變化,都受制于三個制約要素的變化,都與新技術、新觀念的變化密切相關。電燈、電影、電視、動漫技術之于粵劇,由外來影響到自覺運用,這里有粵劇適應現代生活方式追求內容創新的要求,也有運用這些新技術改進傳承方式的需要,還有粵劇擁有者、傳承者自認與外來者他認相互作用的影響。以此來看,數字化技術對于非遺保護而言,從外在到內在轉化雖然需要一個過程,但是必然趨勢。

  作為一種代際傳承的文化實踐,非遺是一種不停運動的、變化的,就像一條永遠流動的河流,變化是其最本質的特點。而且這種變化,與人密切相關,與人的不斷適應環境變化而變化的需要密切相關。所以,非遺在什么時間、什么空間以什么樣的方式呈現出來,表面看是人的主觀行為,從本質而言,則是非遺自身的規律使然。從歷史來看,幾乎每一種非遺項目都在適應生產、生活方式改變而自我演變,包括對新工具、新技術的使用。正因為如此,非遺作為文化多樣性存在的體現,不僅僅表現在因國家、民族、地區不同而產生的空間的多樣性上,而且體現在不同時代的時間多樣性上。數字化技術被運用于非遺保護,恰恰是適應時代發展的非遺的一種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如現代機器設備運用于傳統技藝、現代照明運用于傳統化戲曲一樣,數字化技術運用于非遺保護也是非遺發展一種選擇。

  其次,非遺數字化保護契合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合約精神。

  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合法性,不僅僅取決于這種保護方式是否符合非遺發展的自然法則,而且取決于它是否符合非遺發展的社會法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這場非遺保護運動的發起者,其關于非遺保護的精神理念,貫穿于其關于非遺保護的一系列政策、法規和執行指南中,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集中體現了非遺保護的基本精神。

  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來看,非遺保護的基本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就是維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存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制定,是因為“考慮到1989年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書》、2001年的《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長圓桌會議通過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它是文化多樣性的熔爐,又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承認各社區,尤其是原住民、各群體,有時是個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產、保護、延續和再創造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從而為豐富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性做出貢獻”。承認非遺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體現,就承認保護非遺是維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內容。人類文化多樣性存在是基于人類文化、文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基于人類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文化自主、平等、共享的需要,還是基于人類文化多樣性存在的客觀事實。所以,非遺保護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外力對文化自身進程的粗暴干預,恰恰相反,非遺保護試圖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各國政府的倡導、宣傳,讓人們意識到人類文化多樣性存在的這種客觀事實和這種客觀存在對人類的重要意義,從而自覺、主動地順應非遺自身的規律而傳承、發展非遺。

  所以,如果能夠正確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公約精神,并以此為基點來認識非遺數字化問題,就會承認,只要數字化技術有利于引導和幫助人們意識到非遺保護的意義,有利于幫助非遺按照自身規律傳承、發展,非遺數字化保護就符合公約精神。這樣,也就不難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各國政府的法規、文件都明確鼓勵人們要用數字化等技術手段開展非遺保護了。美國、英國、日本和意大利在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方面進行了有效的探索,產生了許多成功的案例,如盧浮宮數字化項目、數字化米開朗基羅計劃、羅馬大劇場數字化項目、日本奧茲地區的活態文化遺產獅子舞的數字化保護工程。我國2005年頒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要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2011年正式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也明確指出,“文化主管部門應當全面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情況,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及相關數據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宋俊華、王開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第180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宋俊華、王開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第179頁。

  卓么措:《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研究》,《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13年第8期。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宋俊華、王開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第206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宋俊華、王開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第215頁。


  文章摘自:《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的幾點思考》

  作者簡介:宋俊華(1968- ),陜西富平人,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文化遺產傳承與數字化保護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原發信息:《文化遺產》(廣州)2015年第20152期 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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